“他本来有机会参军,那会儿参军跟鲤鱼跳龙门差不多。他从小就跟民兵训练,枪打得准,还会用小钢炮。但他不想被人家说闲话,毕竟他父亲是民兵营长,就把名额让给了人家。”
“然后呢。”
“后来他父亲生病去世,公社干部见他军事素质好,在村里说一不二有威信,就让他做民兵营长。”
吴老板想想又笑道:“你是公安局最小民警,他当时是全县最年轻的民兵营长。每次民兵训练,每次大比武,他们营都是第一名!
七二年的时候,停办了几年的大学招工农兵学员,他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年龄在二十岁左右,又是初中文化,表现特别突出,被推荐去上大学。”
韩渝反应过来:“上北大!”
吴老板点点头,确认道:“全县只有十几名额,上北大的名额更少,只有一个。当时他父亲已经去世了,就是没去世他也算不上干部子弟,能被推荐去上北大,你说他厉不厉害。”
“厉害。”
“我记得送他走的时候,县革委会开大会,敲锣打鼓,给他戴大红花。”
“再后来呢?”韩渝追问道。
吴老板回头看向沿江派出所方向,笑道:“去首都上了两年大学,他真见到了主席,毕业回来就被安排到县革委会人保组做副组长。”
“人保组是做什么的。”
“就是现在的公安局,那会儿砸烂公检法,公安局被军管,变成了革委会的人保组。
之前的老公安有的被批斗,有的下放去了五七干校,有的发配去农场劳动改造。你们指导员就是那会儿去的农场,后来恢复公安局才被调回来的。”
韩渝惊诧地问:“这么说徐所那会儿做的人保组副组长,相当于现在的公安局副局长。”
“不是相当于,是比现在的副局长都厉害。”
“怎么厉害?”
“那会儿没有检察院和法院,只要发生案件,人保组调查,人保组抓人,人保组审判。你们所长是负责具体工作的副组长,拥有生杀大权,当然比现在的副局长厉害。”
“可他那会儿应该很年轻。”
“那会儿的领导十个有九个是造反上来的,都很年轻。但你们所长跟那些造反上来的不一样,他根红苗正,有群众基础,有威望,以前的那些民兵全听他的。
他有人有枪,又上过北大,甚至见过主席。以他的资历,别说做人保组副组长,就是做革委会副主任都有资格。”
吴老板拧开杯盖,喝了一口茶:“再后来改革开放,重建公安局,要审查以前进入公安队伍的人员。
做过坏事的要处理,不适合在公安系统干的要调离。你们所长没做过坏事,没办过冤假错案,还保护过好几个老干部老同志。
审查时好几个老干部帮他说过话,也就没被调离。但不可能被重用,毕竟时代变了,听说有规定,像他这样的干部要限制使用。”
难怪指导员话的只说一半,原来徐三野虽然上过北大,但不是考进去的,而是特殊时期的工农兵大学生。
黄江生十几岁时戴大红花,被敲锣打鼓送北疆去做知青,回去之后跟劳改犯似的被人看不起。
徐三野的学历乃至经历比黄江生更尴尬,甚至被打上了政治标签。
用吴老板的话说时代变了,那会儿越风光,现在就越落魄。
韩渝正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好,吴老板感慨道:“他小时候就是村里的孩子王,后来又做民兵营长,脾气大,说一不二,八四年严打得罪了好多人,从刑侦队长被调到新海做派出所长。
今年春天,一个副乡长装作喝多了,调戏一个漂亮的女教师,好像是强奸未遂。落到了你们所长手里,自然不会有好果子吃。”
韩渝低声问:“后来呢。”
吴老板点上烟,说道:“那个副乡长好像有点背景,县里也可能担心影响不好,听说有好几个领导跟他打招呼。
说给那个副乡长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让那个副乡长给人家赔礼道歉,再赔人家点钱,大事化小。
不打招呼还好,一打招呼他的脾气上来了,把那个副乡长吊在派出所门口示众,用皮带子抽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