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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第1页）

他摘下袖扣，捋起袖子，让莱纳看左手臂内侧的另一道伤痕，更准确的说法是“一片”，不是“一道”，凹凸不平的烧灼痕迹。“我还是非常幸运的，只有一点小伤。”他抚平衣袖，低下头，重新固定袖扣，“那时候要丢掉整条手臂或者一只脚，实在太容易了。”

“在英国吗？”

“不，在德占区，在战壕里。”安德烈没说清楚是哪里的德占区，犹豫了一下，似乎想讲更多，随即打消了念头，继续摆弄袖扣。

“痛吗？”

“当然，怎么可能不？”安德烈冲莱纳眨眨眼，戴上帽子，“但我不告诉别人。”

他们下楼付了账，没有吃早餐就走了。还没到八点，冰冷的乳白色雾气在荒芜的草地上飘荡，时不时有一段篱笆或者半截烟囱从雾中出现，很快就隐没了。安德烈低声哼唱一首莱纳不认识的歌，手指轻轻在方向盘上打节拍。莱纳缩在副驾驶座上，双手插在衣袋里，希望它们能尽快暖起来。一头牛突然从雾气中出现，安德烈猛地踩下刹车，莱纳及时抓住车门把手，免得在仪表板上磕穿脑袋。情报官按了按喇叭，那动物懒洋洋地咀嚼着，不为所动，连看都没有看汽车一眼。两人只好下去了，又推又拉，牛像石雕一样重，也和石雕一样顽固，起码花了四十分钟，才把它哄骗到路边去。雾气已经散去了，但太阳并没有出来，天空灰蒙蒙的。两人回到车里，对视了一眼，不由得大笑起来，尽管莱纳说不清楚这有什么好笑的。

安德烈没有把他送到利滕贝格，大概在三个地铁站外就靠边停车，让莱纳下去。“安全原因”，很显然，在柏林，一切都有危险，需要引用各种“安全原因”。莱纳打开车门，安德烈叫了一声他的名字，于是他转过头去，看着情报官。

“别怕。我总是在看着你的，即使你见不到我也一样。”

莱纳点点头，关上车门。独自穿过空荡荡的街道，向地铁站走去。商店都没开，他是唯一的行人。等看不见男孩的背影了，安德烈才发动汽车，缓慢退出横街，转了个弯，返回西柏林。

他这时候相信这场戏能蒙混过关吗，也许不。相信莱纳能全身而退吗？估计也不。霍恩斯比逼他写了一份紧急预案，以便情况危急时将麻雀从暴风眼里揪出来。他们给每个“资产”都做这种预案，与其说未雨绸缪，不如说是为了安抚良心的官样文章。你听听这个名词，“资产”！资产意味着你们可以被交易和售卖，必要时一脚踢开。但预案还是有的，外交大臣和首相要求看到这样的东西，这让他们晚上睡得好些，深信他们所运营的疲惫岛国比其他地方更有良知。安德烈不相信良知，这是坐办公室的人发明出来的又一个文字游戏而已。

路过勃兰登堡门的时候安德烈多看了一眼，战争留下的痕迹仍然明显，火车站前面的空地泥泞而荒凉。他后来很少谈起柏林——有些新人甚至不知道他去过柏林，但我想他心里很喜欢这个城市，这里的人说着他母亲的语言，听起来像亲眷，像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许他也羡慕莱纳，莱纳无论如何是属于东柏林的，而东柏林也属于他，而安德烈却永远被迫在日耳曼生母和盎格鲁-撒克逊养母之间做出选择。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赫尔曼先生”和安德烈十分相似。他出生在德国，但精神上属于俄罗斯。他比安德烈幸运的地方在于，有那么三十多年的时间，他的故乡和他的精神故乡部分重合，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这种运气。他的朋友都叫他“米卡”，在克格勃的圈子里，他也一直用这个表示亲昵的俄语名字。你知道他的父母都是激进的左翼人士吗？一个是排版工人，一个是报纸编辑，纳粹党刚上台不久，他们就带着儿子逃往莫斯科。他跟《明镜》谈过这件事，1994年，还是1995年，差不多就是那几年，那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接受媒体采访。大标题，《你好，米卡》。那张军情六处费尽心思也拍不到的脸，大方地印在内页，彩色的。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亲眼见过“赫尔曼先生”的西方情报人员，应该就只有莱纳，如果他能算得上情报人员的话。第二次和科里亚见面的时候，他一字不差地复述了安德烈精心编织的虚假信息：桌子上的无线电技术手册，衣柜里神秘出现的信号兵制服，还有忽然上门拜访安德烈的陌生人，穿着便服，但口音听着像美国。

与此同时，驻柏林美军大张旗鼓地越洋运来雷达设备，在汉堡港卸货，装上火车送到柏林。安插在码头工人和铁路搬运工之间的耳目同时向克格勃报告，美国船运来了大量疑似无线电收发设备的装置，还有电缆、线圈和荧屏，种种迹象都明确指向雷达站。1954年年初，斯塔西第二司——他们的反间处——往安德烈的文件夹里加入了一个新的子文件夹：莱纳·沃格尔，24岁，中学学历，苏联使馆的德语翻译。与安德烈关系亲密，目前处于斯塔西和克格勃的控制之下。斯塔西给莱纳的代号是“海伦”，八成是个故意的玩笑。

一个阴郁的周六早晨，有人敲响了莱纳的门。邻居大都已经搬到西柏林去了，这层楼只剩下他和一个在商店当售货员的女人。莱纳瑟瑟发抖地从被子里爬出来，套上毛衣，出去开门，以为是邮差，想把送不出的信暂存在他这里。但门外不是邮差，是两个板着脸的壮汉，没穿制服，但从站姿看来就像士兵。他们给莱纳五分钟换“外出的衣服”，一前一后押送他下楼，塞进一辆运送果蔬的小货车里。

货厢壁没有开口，莱纳靠在冷冰冰的铁板上，什么都看不见，无助地随着车的颠簸而晃动。他原先以为又要去见科里亚，但车的行驶时间远远超过了去玻璃工艺品店的时间。大概二十分钟之后，货车的晃动变得更频繁了，似乎开上了郊区小路。几次转弯之后，毫无预兆地停了下来，铁栓哐当一响，货厢门打开了，光线刺眼。一只手把莱纳拖了出去，推过狭小的花园，塞进客厅里，门关上了。

壁炉熊熊燃烧，从莱纳站着的地方都能感觉到热气。一个人从摇椅上站起来，冲莱纳微笑。这个人又瘦又高，令人联想到发育不良的杉树。脸色苍白，好像长期挨饿，而且患有某种并不致命、却不容忽视的寄生虫病。他绕过沙发，过来和莱纳握手，掌心意外地温暖。

“原谅我的下属，沃格尔先生，我叮嘱过他们，这不是逮捕，是邀请。他们没听进去。”陌生人声音缓慢轻柔，没有明显的地方口音，年纪和安德烈相仿，那件灰色菱格毛衣让他看起来略微年轻一些，像个羞涩的文学院毕业生，“我的名字是赫尔曼，你见过我的朋友科里亚了。”

我知道你，你杀了我的哥哥。莱纳点点头：“你好。”

“坐下，沃格尔先生，您冷透了。我给您准备了茶。”

大块松木在壁炉里噼啪作响，暖意像厚毛毯一样卷着莱纳。他陷进沙发里，看着那个吸血鬼似的斯塔西头子把热茶倒进瓷杯里，捧着茶壶的手如同一只扁平的灰白色蜘蛛。房子里很安静，似乎没有别的活物住在这里，一道楼梯往上通向阴影。

“我一个人住在这里。”赫尔曼说，显然留意到了他的目光，莱纳收回视线，觉得有些尴尬，“郊外的空气对我的肺有好处。”

他把茶杯递给莱纳，后者接了过去，道谢。

“我觉得有必要和您见面，沃格尔先生，不仅仅是因为您帮了我们很大的忙，也因为接下来我会代替科里亚，听你的定期报告。”赫尔曼往茶里加了一勺糖，然后再一勺，又是一勺，“所以，怎么说呢，欢迎加入斯塔西，我们当然不会给你一个正式的职位，这可就太笨了，不是吗？但你是我们的一员，我们总是细心照顾自己人。”

莱纳盯着茶水，吞咽了一下，“谢谢。”

赫尔曼打量着他，轻轻放下勺子，右手手肘撑在沙发扶手上，支着下巴，“这曾经是我祖父母的房子。”

“很舒适。”

“你知道他们怎么样了吗？”

“不知道。”

“希特勒青年团杀了他们，因为他们帮助犹太邻居逃跑。那些狂热的傻瓜也许只是想‘教训’一下我的祖父，不一定是预谋谋杀，他们用球棒打断了祖父的手指，然后敲了他的后脑。如果有人把医生叫来的话，也许他们都能活下去，但没有人去叫医生。”赫尔曼看了一眼门厅，也许那就是祖父倒下的地方，继续用那种过分低柔的声音说下去，莱纳不得不集中精神才能听清楚，“你也许听说很多关于斯塔西的坏话。但是，沃格尔先生，我和斯塔西的使命，是防止类似的惨剧重演。不只是在德国，而是全世界。东德目前还在蹒跚学步，但很快，所有人都会看见我们的榜样，公平，安全，再也没有暴君和狂热分子。很困难的任务，我们无法自己完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像你这样的人来帮忙，沃格尔先生，好人，诚实的人。”

这听起来就像东德电台里颠来倒去重复的陈词滥调，但从赫尔曼嘴里说出来异常真诚，莱纳吞回自己的意见，点了点头。

“你还要学很多东西，沃格尔先生。”

“学什么？”

“一些安德烈不希望你学会的。”斯塔西的幽灵告诉他，“如何成为一个好间谍。”

第十四章

每周一次——“赫尔曼先生”这么安排——莱纳和一位女士见面，地点在河边的一栋废弃建筑物里，远离军情六处爱管闲事的眼睛。这栋楼曾经属于一家船运公司，有一个朝向码头的仓库，在轰炸中烧毁了，剩下些参差不齐的墙壁残迹，像长在地上的蛀牙。那位女士没有名字，莱纳以“女士”称呼即可。她在回声重重的厂房里教这个东德学徒怎么用微型相机，用何种方式隐藏缩微胶片，发报机的用法，电码表，什么叫死信箱，怎么用，跟踪和反跟踪，诸如此类，基础的“手艺”。军情六处此前从来没想过这栋废弃建筑有什么用途，现在悄悄布置了流动哨，希望能观察到一些意料之外的“野生动物”，而且小心藏起这个新信息，没和美国人分享。

“麻雀”，由军情六处招募，却由斯塔西负责训练。安德烈在发回伦敦的报告里这么写道，可以想象到他的语气，自觉有趣，甚至有些得意。即使在柏林，这也是个难得一见的奇遇，足够在帕尔摩街的俱乐部里吹嘘半年的。虽然安德烈不是喜欢吹嘘的类型，帕尔摩街也没有几个俱乐部会接纳他，在那些戴着单片眼镜的“上层人士”眼中，安德烈终究是个不可信任的外国人。

“显然，我们不能认为这样就算安全过关了。斯塔西还在观察你，只不过把鼻子凑得更近了一些。”安德烈对挡风玻璃说，汽车沿着弯曲的公路绕过一个坡度平缓的凹谷，就像在一只巨大的瓷餐盘边缘掠过，盘子中间盛着一汪池塘和零散的松树，在周围成片的灰色和棕色里，松树犹如擦亮了的火柴，冒出惹眼的绿色火焰。莱纳把怀里的背包往上拉了拉，下巴搁在上面，安德烈让他准备“在郊外过一晚的东西”，他不太确定这是什么意思，这个“郊外”是有屋顶还是没有屋顶的，于是带了一套衣服、雨衣和毛巾。

“你不会碰巧记得赫尔曼的乡村隐居地在哪里吧？”

“不，我被塞在货车里，全程都是。”

“他的房子周围有什么？”

莱纳皱起眉，盯着窗外起伏的荒芜田地，“树。他有一个很小的花园，房子有两层楼，老式农舍，用木梁和砖头搭的。”

“谢谢，莱纳，这已经很好了。”安德烈摇下车窗，只是一道缝而已，冷风像磨快了的刀片一样切进来，带着树脂的清冽气味，“你对他有什么印象吗，这位‘赫尔曼先生’？”

“礼貌。”莱纳回答，用右手食指逐一去碰左手手指，好像在清点可用的形容词，“病恹恹的，狂热。”

“狂热？”

“对，他说起斯塔西的样子，就像谈论宗教。”

安德烈轻轻哼了一声，好像莱纳描述的是一只喜欢闯祸的小狗，轻至中度有趣，尚未达到让人集中精神去听的程度。他问莱纳是否介意听收音机，没等对方回答就拧开旋钮。音乐声填满了车厢。莱纳再次拽了拽背包，头靠在车窗玻璃上。他不记得自己睡着了，直到关门声把他从不稳定的梦境里撞出来，莱纳盯着外面一动不动的篱笆看了一会儿，才意识到汽车已经停下了。

他先留意到布满苔藓的木板，然后才慢慢看到房子的全貌。一栋小小的木屋，狩猎季节供守林人和业余猎人临时对付一晚的那种。厚厚的攀援植物看起来随时都能压塌屋顶。被枯藤遮住大半的窗户里透出摇曳的光，也许是蜡烛，或者火炉。安德烈不知所踪，莱纳摸到把手，打开车门，把背包甩到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