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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第1页）

安德烈和莱纳手上没有可用的证件。前者的奥地利护照被六处收缴，逃出波恩的时候并没有取回，即使取回了也作用不大，那是一本已经暴露的护照；后者撕毁了东柏林身份证，那本伪造的西德护照也许能用，但斯塔西已经把他列为通缉犯，照片分发到每一个检查站里。安德烈选择躲在最危险，也是最安全的地方：斯塔西的鼻子底下。

两人藏身的那栋公寓，与斯塔西大楼的直线距离不超过两百米。那是个半废弃的地方，多年未修缮，外墙残留着战时的弹孔，砖块剥落，露出钢筋。除了顶楼和三楼各有一户活人，其余的公寓都是空置的，住户逃往西柏林时带走了值钱的物品，留下来的大件家具和电器要不就被偷走了，要不就被肢解，零件另作他用。他们像一对老鼠，白天睡觉，入夜之后才悄悄活动。君特时不时给他们带食物来，塞在一个没人用的信箱里，等他们自己去取。有时候伊尔莎代替君特过来，放下衣服、面包和纸条。

他们不能永远待在这些被掏空了的公寓里，但没有人想得出完美的逃脱方法。伊尔莎认为他们应该再试一次奥地利边境。君特提议他们找一栋横跨东西柏林边界的建筑物，从二楼窗口跳出去。要是他们知道安德烈在波恩的经历，肯定不会这么建议。西柏林和它背后的英美情报机关不可信任，他们不能把希望全部押在这个随时会被红军淹没的孤岛上，必须彻底离开德国领土。

于是，新的出逃计划是这样的，伊尔莎给君特一家提供伪造的法国护照，后者将会按照正常流程申请夏季假期出国度假——这家人每年夏天都开车去一次旅游，应该不会招来怀疑。他们先用自己的护照和斯塔西签发的通行许可越过东西边界，驶往亚琛方向，到了德法边境再换护照。安德烈和莱纳藏在车尾行李厢里，离开边境再出来。

新问题随之而来，行李厢太小了，不可能放下所有箱子外加两个成年男性。他们一度考虑改装后排乘客座，拓宽空隙，但汽车实在太小了，除非特意定制零件，否则无法在藏了人的情况下把乘客座按原样装回去。他们既没有工具也没有时间改造那些支架和螺丝。

“莱纳按照原计划藏在行李厢里。我和你们一起坐在前面。”安德烈说。

“什么？”莱纳压低声音，准备抗议，安德烈轻轻捏了一下他的肩膀，让他别说话，转向君特。在晃动的烛光里，三个人的脸都好像悬浮在黑暗之中。窗户用报纸和胶带封起来了，免得透出光线。

“也许可以。”君特点点头，往后靠到墙上，“沃格尔必须藏起来，但是你不在通缉名单上，边防军不可能知道你是谁，斯塔西里见过你的脸的，也许只有我和‘赫尔曼先生’。”

“和我们的苏联朋友科里亚。”

“以及科里亚，但他不见得会在检查站翻看护照。”

“就是这样。”

“你没有身份证明，”莱纳指出，“他们不会让你过去的。”

“理论上来说是这样的，小鸟。”安德烈冲他眨眨眼，蜡烛的火焰在他瞳孔深处跳动，“规矩很多，斯塔西热爱这些分条列出的法律铁丝网。可是，规矩用于管束听话的人，而我是个经验丰富的麻烦制造者。”

第三十一章

出发日期定在8月20日。不是他们定的，是斯塔西庞大的行政架构里某颗螺丝钉分配的，要是这位无名行政人员得知他或者她以某种方式决定了逃犯的行动轨迹，不知道会不会觉得好笑。

君特·伯恩斯坦照常上班，只要有机会就告诉别人，他今年夏天将要去西班牙度假。他的妻子，安娜·伯恩斯坦，也对她的读书俱乐部成员说了类似的话，并且当着朋友的面在商店里买了新的沙滩巾，给孩子们买了新泳衣，完全是准备享受安达卢西亚丰沛阳光的模样。

莱纳远远没有这么笃定。每过一天，他的焦虑就仿佛增加五公斤，像沙袋一样层层叠叠堆在肩头。他做噩梦，发出恐惧的呜咽声，直到安德烈把他摇醒，抱进怀里，悄声在他耳边呢喃听不清楚的安慰话语。两人睡在废弃公寓的地板上，铺着从柜子里找来的毛毯，三层，枕着从起居室找来的沙发抱枕。门口拉了一条钓线，绑着一个玻璃杯，要是有人走进来，他们能及时听到。截至目前为止，从来没有人到这一层楼来，邮差也不。

“我痛恨柏林。”莱纳低声说，下巴搁在安德烈的肩膀上，“我痛恨斯塔西。”

“斯塔西，确实。柏林，也许不，它只是个地方，一圈人工画出来的边界，它被劫持了。恨它难道不是很不公平吗？”

“要是斯塔西找到这里来——”

“莱纳，他们不会找到这里来的。”

“如果他们找到这里来，”莱纳坚持，“先往我头上开一枪，不要让他们把我带回去了，在牢房里面我甚至不能吊死自己——”

“莱纳。”

“你必须答应我。”

“我答应。”安德烈轻轻把他推开，看着莱纳的眼睛，“当我说斯塔西不会找到我们，我不是仅仅在安慰你。现在他们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公路和港口上，催促他们的小猎狗在西柏林四处嗅来嗅去。他们连想都不会想到我们就在这么近的地方，这就是人的心理。再过七天，我们就能离开这里了。”

莱纳深吸一口气，把手放到安德烈的掌心里，点点头。牧羊人抬手摸了摸他的脸，颧骨处有一块硬币大小的瘀青，已经快要消退了。莱纳看起来消瘦而苍白，眼眶凹陷，带着两抹去不掉的阴影。安德烈凑过去吻了吻他的嘴唇，“你看起来像幽灵。”

“谢谢你，你看上去也一样。”

安德烈贴着莱纳的嘴唇笑起来，用力握了一下他的手。过了几秒，莱纳也笑了起来，躺回地板上，看着逐渐变黑的窗户。十点了，徘徊不去的夏季日光终于彻底熄灭。安德烈站起来，检查了贴在玻璃上的胶带，拿出火柴，准备点上蜡烛。

走廊上传来了脚步声。

安德烈飞快地吹灭了刚刚点着的蜡烛，两步跨到门边，背紧贴着墙壁。莱纳摸索着拿起放在毯子下面的木棍，侧耳倾听外面的声音。没有玻璃杯翻倒的声音，来客不知怎的没碰到拉在门口的钓线。靴子踩在陈旧干燥的木板上，嘎吱作响，脚步声在卧室门口停住，咳嗽声，被灰尘呛到了。

“你们在吗？是我。”君特的声音传来。

莱纳松了一口气，放下棍子，站起来。安德烈重新点亮了蜡烛，高个子斯塔西雇员走了进来，脸上布满汗水，在昏暗的光线里看起来像涂了一层肮脏的油脂。他冲安德烈和莱纳打了个手势，嗓音因为紧张而发颤：“我们必须走了，来吧。”

“现在？离出发日还有整整一个星期——”

“现在，快。就是今晚，今晚半夜关闭边境——乌布利希真的要建起一堵墙。”最后一个句子几乎是挤出来的，君特不自在地活动了一下脖子，摆脱一双不存在的手。

“你是怎么听说的？”安德烈问，把帽子按到头上。三个人冲下楼梯，不再顾虑脚步声是否会引起注意。

“我妻子在读书俱乐部的密友，她丈夫是工人阶级战斗队[5]队员，三十分钟前被调去布置铁丝网。”

车停在路边。大灯和引擎都开着，伯恩斯坦太太和孩子们坐在后排，隔着车窗都能看出她面无血色。安德烈和君特把皮箱搬开，掀起行李厢的夹层，让莱纳钻进去，再把箱子放回原处。君特回到驾驶座，安德烈坐在旁边，摊开地图，放在大腿上。蓝色小汽车掉了个头，冲出被公寓包围的内院，开往最近的东西边界。

这是个周六夜晚，还在路上的就只有刚从酒吧里出来的年轻人和夜班工人。来往东西柏林的公共交通已经被切断了，零零星星的人围着地铁站口和巴士站牌，质问手足无措的司机和售票员，最后被戴着袖章的人驱散。

君特开得很快，刹车和转弯也很粗暴。安德烈时不时低声说话，告诉他在哪个路口拐弯。发现前方的路被铁丝网拦住的时候，两个人都发出咒骂。他们被迫一直往西南移动，怀抱着能找到一个缺口的希望。莱纳蜷缩在漆黑一片的行李厢里，用手掌护着头，一边仔细听车里模模糊糊传来的对话，试图猜出现在到哪里了。汽车颠簸了一下，他的后脑磕到某一块鼓起的铁制部件，然后又一下颠簸，汽车停了下来。

沉闷的磕碰声，两下，像是指节敲打玻璃窗。模糊的说话声，莱纳在比棺材还狭小的空间里挪动了一下，耳朵贴在铁板上。

“这条路封了，你得掉头回去。”一个陌生男人说，听起来年纪不大，某个临时抽调来的志愿者，也许。

“我没看见检查站。你们也不是军人。”君特的声音。

另一个声音插嘴了，意味着外面有不止一个“不是军人”的守卫，“是临时交通管制，行人和车辆都不准通行，回去吧，先生。”

“我在执行公务，这里……”后面的话听不清楚了，君特应该拿出了自己的工作证，递到窗外。接下来是好几分钟的安静，莱纳屏住呼吸，生怕外面的人听见自己的心跳声。行李厢里闷热不堪，他的衣服已经湿透了。有什么东西咔嗒一响，汽车尾箱盖被打开了，莱纳能从隔板的缝隙里看见晃动的手电筒光线。压在上面的皮箱被打开了，君特下车抗议，说他们没有权力检查私人物品。

“您刚才说公务？您经常带着您的妻子和孩子执行公务吗？还有这个，”有什么东西叮当作响，可能是装在木盒里的珠宝，“为了‘公务’，您带的私人物品真不少，伯恩斯坦同志。我能看看斯塔西给您发的通行许可吗？”

莱纳不敢挪动，但是悄悄往旁边歪头，试着从隔板缝隙里窥视外面的情况，但除了皮箱箱底和手电筒光线之外，什么都看不见。君特应该没有立即拿出许可证，因为那个不客气的守卫又逼问了一次，要求他交出护照和通行许可。

“男孩们。”安德烈的声音传来，他也下车了，站在车尾箱旁边，“恐怕你们没有权限查看伯恩斯坦同志的通行证。你们是工人阶级战斗队队员？哪个分队？”

短暂的沉默。然后，“是的，东柏林第五分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