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吧,”她说,“我会跟妃老师,还有山崎教授说一声,一个月,考虑一个月,一定给出一个最后的答复。”
“嗯。”家人们不约而同地点点头,“是得好好考虑。”
本来,阳毬的想法,是在一个月内多打听打听,多问问人,尤其是有多年国外生活经验的费奥多尔和果戈里,以及对米国了解很多的她认识的fbi和“组合”的人。
“——文化环境的碰撞肯定会有,但我觉得会是不错的经验。”费奥多尔这么说。
弗朗西斯就还是那句简单粗暴的“来了我的地盘我罩着你。”
“……”
好像上天也在给她开玩笑一般,就在半个月内,阳毬遇到了两起令她想了很多的案子。
她在年初的时候登陆了国选辩护人(1),时不时也会接一些裁判所给她安排的辩护,被告都是经济问题或其他原因请不到合适律师的人。
第一起的被告是个同行,为了帮进了局子的朋友,主动担任了辩护工作并伪造了证据。
第二起就简单粗暴很多,因为证据再明显不过,异能力也告诉她这个人确实不冤枉。当事人和毒舌上司发生了争执,盛怒之下把上司失手打死了。
站在她对面的年轻公诉人,在宣读的起诉书里加了这么句仿佛家常便饭的意见:“对无辜的被害人……”
这句话阳毬并不觉得有问题,可那天的审理结束后,她听到了作为上司来旁听的九条玲子和那位年轻公诉人的对话。
“我并不满意你刚才的起诉书。”九条玲子说,“真的能说被害人是‘无辜’的吗?仔细想想,难道不是他的呵责把被害者折磨到想杀人的地步?”
“——比起争取有罪判决,尽量加重量刑,我们更应该做的是呈现出事情真实的一面,告诉大家即使是这样,杀人也是不对的、不应该被允许的。”
九条玲子说完这些,才注意到这些话都被阳毬听见了,她礼貌地点头问好后,带着下属离开了法庭。
可是九条玲子的话却不知不觉和妃英理说过的重迭在了一起。
“有的时候,只要能呈现出事情真实的一面,判决结果就不那么重要了。”
在那一刻,阳毬的心中,也确定了一个基轴。
对律师,不,任何一位法律工作者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胜败与否,而是让人们看到事情真实的一面,从而警醒世人。
她做了一年律师,又有妃老师的亲自指导,口才方面进步很大,甚至有几次在民事裁判上把她的当事人胜算不大的诉求给盘活了。
但比起妃老师和九条检事,没意识到那一句看似再普通不过的“无辜的被害人”的问题所在,江户川阳毬想,自己还是太稚嫩了一些。
法庭,本就是一个小社会啊!
原告和被告、被害者等等,各自的主张复杂地交杂在一起,在不为人知之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一原动力工作着。
她想,只有往上爬,学习更多的知识,开阔眼界,才能知道,自己在这其中应该担任的是怎样的角色。
最终,那天晚上阳毬考虑了很久,还是把爸爸妈妈和哥哥叫到了房间里一趟。